王辉耀：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开放创新的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即将隆重推出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77、78、79 级，就是恢复高考后的连续三届经过不同寻常而又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了高考机会的一代人，他们是以超低录取率从田间地头、工厂行业再入校门的一代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他们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侨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顾问。广州外国语学院77 级英美文学学士，加拿大温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研究生，获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客座教授等。曾任国家经贸部官员，跨国公司高管，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创办过企业，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 委员会和CCG 创始人。出版中英文研究著作50多部，学术文章近百篇。

王辉耀：大学时代摄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有一段交集，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我们77、78、79级与过去30年中国的波澜壮阔相遇，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而获得了多元的成功渠道。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如同一面小小的镜子，能从中窥见个人命运与时代开放的诸多关系。我真切地庆幸自己能与国家、民族和全球化时代的开放脉搏一起跳动，在不断突围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

　　人们说77、78、79 级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特殊而幸运的成功群体，然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与社会行动，更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在不断开放中突破人生围城，在不断开放中开阔人生境界，尝试生命的多元化，才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色如此鲜明。于我而言，开放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生体味与感慨。四十年前，当我还在偏僻农村上山下乡的时候，不会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大潮，也想不到自己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再参与到时代的开放中来；当然更不会设想到后来不断人生突围、不断开放创新人生的经历：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的大学生，第一批进入中央国家部委工作、最早留学海外的MBA、第一批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最早一波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进入国际主流社会，随后又成为较早一批回国创业的海归，创办过三家企业，当过大学教授，创办了中国海归社团，还创办了中国较大规模的社会智库——全球化智库（CCG），可以说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家和智库学者。

　　我的开放人生，从1977 年的高考开始。

苦读岁月 

　　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父母都在铁路部门工作，从小也随父母辗转在三线建设的工地上。我父亲是浙江桐庐分水人，今天属于杭州市。听父亲讲宋代分水曾经出了17个进士，竟有16个出自王家。我母亲是湖南人，出自一个书香世家，她的曾祖父欧阳厚君，曾是湖南岳麓书院最长一任山长。我从小在家就受到父母对我很大的影响。我还有个弟弟王辉进，也是77级毕业生，很早出国留学，与钱颖一和海闻等曾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发起人。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 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看书灯芯都不能挑大了。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而不是农民老乡的10 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秆，烟熏火燎，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常常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同时我也在想，先进的国家都是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而不是把城市人口变成农村人口，我坚信这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除了每天坚持读书以外，我还每天走三四里地去公社取我订的《参考消息》，每天晚上还要坚持收听英语广播讲座，听完了四川台英语讲座，接着就收听贵州台、云南台。

　　1977年10月12日晚，我在农村的小茅屋中，听到公社专线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国家正式恢复在“文革”中被中止十年的高考制度，12月份就要高考。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于是我赶紧翻出我的数理化图书，复习起来。但是发现短短的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根本无法弥补没有过的系统学习，于是我依仗我爱读书的文科功底，特别是我多年坚持自学英语的基础，报考了文科。高考的日子到了，我在1977年12月的冬天里，赶了30里地，去到镇里的一所中学参加高考，两天考下来，感觉要烤焦了，感觉没有考好。但是多年的积累还是派上了用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了，人生就那么关键的几步，关键时候要能够冲的上。过了一段时间，公社送来了体检通知书，我又骑车60里路去金堂赵镇医院参加体检，过段时间又乘大巴去成都参加外语学院的口试，最后还有一次和广外老师的面试，真有点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

　　1978年2月的一天，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天感觉邮递员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抓起家里的自行车，在成都大街小巷狂奔起来，还不敢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1978年3月里的春天来临，我踏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

王辉耀（右二）：与同学在广州虎门硝烟旧址的合影

在广外的日子 

　　一到广州白云山下的广外，就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非常适合读书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语朗读声吵醒了。广外在学习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校风严正。而77级的入校更是给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活力。77级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最大的学生和最小的学生可以相差20多岁，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学校对文革“矫枉过正”，开始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抓教学质量，校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学习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赶，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别人十一点睡觉，我就十二点就寝。那时，学校教室也不熄灯，学生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的蚊子特别厉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浑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读不止。

　　记得在校期间著名外语教学专家许国璋教授曾来广外做报告，夸广外是全国外语院校中环境最好的。广外当时师资力量也非常强，60年代院系调整时，原中山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华南师大外语系等许多重点院校的师资差不多都荟萃于此，还有不少归侨老师和外教，再加上邻近港澳、交流方便等优势，的确可称得上得天独厚。当时广外英文系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包括梁宗岱、顾授昌、蔡文显、桂灿昆、桂诗春等。

　　我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那时经常如痴如醉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到古典主义文学，从启蒙主义文学到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直至80 年代初最流行的现代派。这些浩瀚的文学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开始浏览过去没有机会阅读的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书籍，也经常偷偷溜到教师阅览室阅读世界各国的刊物。我在学校也选学了不少英国文学作品，最初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然后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然还有伟大的莎士比亚。我还特别迷恋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代表人物华兹华斯。也许是广外校园附近白云山那迷人的自然风景，或是我一直更向往大自然的深邃，华兹华斯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我的心。

　　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华兹华斯的文章，广外知名教授顾授昌和蔡文显看过以后都建议我拿去发表。这些老先生在英美文学方面都很有造诣，也都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我1999年回广外捐资设立王辉耀奖学金时，还专程去看望了顾老。顾老当时已是95岁的高寿，仍能忆及他教过的学生。蔡文显教授是研究英美文学史的，写过不少书。当时二位教授在学校教授英国文学选修课，小班授课，名额有限，但都特批我都能参加。我常常写一些诗歌评论或莎士比亚作品研究的试作给他们看，得到了他们不少的鼓励和指点，终生难忘。

　　虽然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在广外学习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随着中国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的旧书得以重新开放或重印出版，同时也有不少新书被介绍过来。当时《读书》杂志复刊时曾发表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作《读书无禁区》，从此打破了“文革”以来读书方面的许多清规戒律，我便省吃俭用订阅了《读书》杂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读过的这些刊物。

　　广州是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更是改革开放的前哨站，因此广外的风气与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和前卫。记得大学期间，全国青年和舆论界曾有过一次非常轰动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起全国热议，在大学生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开始审视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国际流行的新观念更是蜂拥而至：一会儿是存在主义，一会儿是弗洛伊德，一会儿又是“垮掉的一代”……社会新事物也层出不穷，“三资”企业和各式时装像雨后春笋般拱出地表。人们开始注重自身的价值和仪表，大街上的商店开始琳琅满目，中国的电视节目开始第一次出现了广告，类似“精工表，誉满全球”等广告词不绝于耳。流行歌曲广为传诵，令人耳目一新，邓丽君的歌声像旋风一样席卷神州大地，历久不衰。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我逐渐发现，随着80年代的对外开放，人们美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男生不再是清一色的蓝制服，女生的穿戴更是多姿多彩起来。我们也有轻松的舞会，虽然只有“五四”、“十一”和元旦才有。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化装舞会的情景，那恐怕也是广外有史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化装舞会。音乐的旋律弥漫了整个礼堂，五彩缤纷的灯光在旋转，美的意识在苏醒，青春的热流在大厅里沸腾。广外的环境非常迷人。附近既有郁郁葱葱的白云山，又有碧波涟涟的湖水；尤其是在初秋的夜晚，当微风轻轻地吹拂，许多学生都会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大自然里。傍晚大家唱歌，既有乡思，也有相思，歌声里寄托了不尽的年轻心思与情怀。广外的夜晚更加迷人：星星在天空眨着明亮的眼睛，四周的山坡一片朦胧，校园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有时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去自习了，我就扭开收录机听听音乐，一方面换换大脑，另一方面可以借助音乐的翅膀翱翔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静思默想已成了我多年来培养的一种良好习惯，但这种深思必以生活的起伏为基础。年轻人不仅要是深沉的梦想者，也应是行动的实干家，两者可能都需兼具，犹如矛与盾这两个方面。

　　广外可以说是我精神成长的一个故乡，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光。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海洋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都为之一新。广外打下的基础，一直伴随着我闯荡世界，人生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开放人生的创新与突围 

　　百川归海，是因为它能不断穿过岩石的阻截；彩蝶破茧，是因为它能不停咬破丝线的缠绕。人在旅途，前行路上同样需要不断跨越艰难险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开放式人生的哲理：要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就需要相继突破一个个狭隘的包围圈。

　　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人生的“围城”无处不在，一次成功突围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人生也是一个不断突围的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我和不断完善自我，最终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回顾这些年来的经历，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开放人生需要不断突围创新。我认为自己经历了六次人生突围。

　　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围，自然就是通过高考读上大学。1977年高考，大约是中国高考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年，我有幸赶上参加，从此生命的列车开始加速奔驰。

　　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还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并亲自批示在全国贯彻，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感觉责任重大。

　　80年代中期，正是在经贸部干得一帆风顺的时候，却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越工作越觉得自己的国际工商知识不足，于是决定出国留学，放眼看世界，留学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突围。

　　不久，我争取到了一个留学奖学金的机会，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国际大学”梦，成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国外的MBA学习特别推崇分析能力和独特的观点，上课还要发言才能有分数。我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研究那些经典案例，系统提升自己的全面素质，很快就适应了国外的超负荷学习。

　　如何打进欧美的主流社会，是我人生的第三次突围。我一直奉行，留学生尽量不要去洗盘子，而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在留学期间，我尽量找机会去大公司实习，曾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从事项目融资工作，还为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工作过，参与接待了以原李岚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横跨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后来又去日本为一些大公司做咨询和培训。这些经历，都为我日后进入跨国公司积累了丰厚的资本。

　　1988年，我经过激烈的竞争，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兰万灵公司，并在一年内以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身份从助理经理到经理，再从经理晋升为国际市场董事经理，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也是在加拿大大型国际跨国公司最早担任高管的中国留学生。那时，我还不到30 岁。后来回国后，我进入全世界最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Agra-AMEC国际公司，担任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副总裁。

　　在北美学习工作多年，积累了跨国公司管理经验之后，我又开始了人生的第四次突围。那时我想，有了在中国政府工作的经验，如果能有在国外政府工作的经验岂不更好？于是，我参加了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的公开竞聘，结果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顺利担任了这一高级经济代表职务，在加拿大留学生圈子里一度引起广泛关注。在任职期内，我对中加经济和贸易合作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并策划了90年代初期中加之间的很多高层访问，推动中加之间的合作。加拿大魁北克企业对香港的贸易额增长了一倍，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增长了两倍，我的工作能力和业绩得到了认可。

　　任期满了以后，我并没有回到加拿大，而是选择了回国创业，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五次新的突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行讲话，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也被激活。“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小平同志对海外留学生期望之殷殷，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我看来，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至少都应该从事一次创业的活动。虽然创业成功率不会很高，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去尝试，因为创业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给你一个能力全方位体验的机会和最大的自由，创业的过程就是真正最大限度主宰自己命运的过程。一个人一辈子何其漫长，总要给自己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回国创业，可以说是回国留学生中最早下海创业者之一。回国之后，我拿出自己在海外工作的积蓄，在北京友谊宾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晚上是卧室，白天是办公室，开始了个人创业。每天晚上美国、加拿大的传真会进来，24小时都睡不好觉。那时候根本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不停地工作。有一天上洗手间，我突然晕倒在里面。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但我觉得自由和愉快。因为创业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必须过这一关。事实证明，我回归创业的选择是对的。我创建的亚加国际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以及中国项目网，为中国诸多重大项目引进外资和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引进国外政府的赠款和出口信贷参与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几十个在华大中型项目。我们的客户有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也有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作为中国企业家，我早在1999 年便成为北美主流刊物《加拿大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作为海归创业的代表，2002年我被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又在思考还能更好地做些什么，什么是我下一个的人生突围，怎样才能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

　　70年代，当很多人都忙着“革命”时，我捧着破烂的英语书躲在角落里苦读；中学时被下放到方圆几里都地广人稀的偏僻农村，陪伴我的是一台可收到海外新闻的小收音机和每天的《参考消息》；80年代中期，当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去捧铁饭碗时，我没有犹豫放弃了外经贸部的工作，去读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MBA；90年代刚开始，当大多数留学生还在西方世界勤工俭学时，我已经做了跨国大公司的董事经理，出任了海外政府高级经济代表，深刻地体验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精髓；而当更多的人都开始出国留学时，我选择了回到祖国创办自己的公司，开创了人生的创业创新。那时，距离今日的归国创业热潮，早了二十多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情结，恪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者理想。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兼济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怎样才能让社会更加美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曾经也有三年担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并开设了国际商务管理课程，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就是在北大授课期间，我萌发了做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海归社团和国际智库的愿望。

　　于是，我决定进行人生的第六次突围，将目光放大到中国国际化高端人才，推动留学人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建立中国的全球化智库。

推动中国国际人才事业和创办全球化智库 

　　最近十余年来，我的工作重心已经放到从事公益性的社团和智库研究活动上，从组织实践、理论著述和政策建议等多方面推动海归事业的发展。

　　作为一名留学人员，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我想，一百多年前的人物尚能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作为当代的留学生，更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回国不久就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旨在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

　　2002年，我提议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人士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人际网络平台。但商会的创会，却并不那么容易。我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并联络各界精英学长，建立网站、编辑出版会刊，2002年10月17日，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包括田溯宁、张朝阳、吴鹰、徐小平、闫长明、毛大庆、莫天全等，聚集在位于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的有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会所，欧美同学会商会就这样成立了，我被推举为商会首任创始会长。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因为大雨，首日的财富论坛开幕式从天坛公园祈年殿移至人民大会堂，我在这里碰到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的田溯宁。交谈之中我们都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力量聚集起来。就这样，2005年，在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基础上，我又和其他优秀海归如田溯宁、王波明、李山、汤敏、王维嘉、傅军、赵民等人一起发起了2005委员会并担任创始理事长。

　　2007年，我对近年来海归创业的资金难题做了研究，向总会和有关领导提交报告，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自过问和批示，并由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这时，我又给欧美同学会打报告，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以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的国际视野、智力密集优势和遍布世界的人脉网络，为国家和政府提供战略层面的建议和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发挥海内外留学人员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并实施和组织有关调研和研究、协办海外高层次人才研讨会，向国家有关部委提交了上百份建言献策报告，很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过去这些年里，也曾经多次组织“千人计划”工作建言献策座谈会，邀请了施一公、王小凡、饶毅、裴钢、陈十一、薛澜、钱颖一、李家洋、张亚平、曾益新、邓峰、董克用、曹雪涛、邓中翰等知名留学人员为国家“千人计划”工做出谋划策。

　　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深深影响了我，这一年，我正好50岁，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回首穿梭于东西方的这些年，我深切感受到智库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意味着什么。于是，我决定把人生的精力投入到一个全新的事业——创办一家国际化智库，为我中华之崛起贡献智慧的力量，我称其为自己的“中国梦”。我想，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同样需要智库和思想等软实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情结吧。2008年我和我太太苗绿博士联合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研究机构。当年在中国谈起“全球化”，还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词汇。智库创办近10年来，我们不断研究和推动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连续多年举办中国与全球化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出版全球化的蓝皮书和各种报告，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化。今天，中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参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2017年初在达沃斯的演讲将中国对全球化实践和总结以及理念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主旋律。

　　最近这些年来，智库紧扣“全球化”的主题，深入研究并关注全球化产生的新问题——近两年全球范围内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给全球化未来带来巨大“冲击波”。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关键时刻，CCG 在长期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又推出了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国方案系列：《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FTAAP：后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等系列报告，并出版了中国最新深入研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原因、本质、规律及趋势的书籍：《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由CCG主办的品牌活动“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和“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多年举办,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近千位精英人士踊跃参加, 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提供了切实的支持与帮助。黄孟复、龙永图、何亚非、魏建国，刘燕华、章新胜、吴建民、张琦、吴岩俊、唐一军、陈启宗、曹德旺、陈峰、刘永好，王石，傅成玉、唐修国、汪潮涌、钱建农、乔健、陈健洲以及多国驻华大使出席了CCG的全球化系列论坛并参与研讨。2017 年4 月9 日，在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CCG 邀请了陈启宗、陈永龙、崔洪建、丁一凡、方晋、高志凯、郭丽艳、何宁、黄剑辉、霍建国、贾文山、江山、金灿荣、刘欣、吕祥、庞中英、时殷弘、苏浩、孙永福、汤敏、滕建群、屠新泉、王义栀、王直、徐洪才、查道炯、张燕生、张蕴岭、郑永年、周晓晶、朱锋等三十余位国内外顶级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贸、金融、安全、能源、海洋和发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话全球化”，共同探讨中国的全球化之道。

　　自CCG创办以来，我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全球化研究、国内外人才战略研究、企业国际化和国际化智库建设和组织等方面。我深知，只有从更加专业、理论、国际化的层面，打造被主流政策决策者认可的智库平台，建言献策，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化事业和国际人才事业，全方位实现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关注和重视研究国际人才战略、中国海归与中国留学人员群体。作为一名海归，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国际优秀人才的事迹和精神记录下来，如何从各个层面为中国国际人才群体服务，如何促进中国的人才强国战略，如何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做出更大贡献。我不再满足做一个企业家，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人才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十多年来，我在国际人才、中国海归群体与海归创业管理等领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出版有关研究著作近四十部和有关专业文章一百多篇，得到政府、社会和业内的认可。

　　2008年，我应邀作为专家，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和促进了国家“千人计划”政策的出台。2009年，应中组部邀请，为中组部部机关近300 位官员做国际人才竞争战略讲座。2010 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办的首届中国人才发展论坛上，我提交的大会重点发言论文《中国海归创业的贡献、成功要素和需要克服的困难》获大会一等奖，获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颁奖。同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一书获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广东省委干部读书会上的导读和推荐，并推荐给了全省干部。CCG关于解决海归社保问题的建议获得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重要批示。

　　这些年来，我同时热心海归组织和实践工作，通过组织大量活动，包括连续十多届参与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数千人次参加，各相关部委领导和欧美同学会原会长韩启德和现任会长陈竺多次参加，影响广泛。我也连续成功协办了三届欧美同学会海外高层次人才建言献策座谈会，邀请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的近百名海外留学人员专家学者和精英人士出席会议并座谈，其中包括李成、郑永年、黄亚生、赵穗生、陈志武、刘宏、张旭东、姚树洁、刘亚伟、黄靖、李百炼、李大西、王绍光、黄伟、颜海平、庞晓东、赵启光、金李、张伯赓、周玮生等诸多海外知名留学人员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让国际精英为国家建言献策，发挥他们的国际视野和智力密集优势。

　　这些年来，CCG已发展成为中国国际人才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推动了中国留学和海归群体研究，推动了中国国际化人才事业的发展。自2012年起，我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主编出版了“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和“企业全球化蓝皮书”系列，包括《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得到了国内外数百家媒体的广泛报道和业界认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CCG 近年来的部分研究课题如“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千人计划”、“国家绿卡待遇完善”、“人才签证”、“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和专业人士”、“中国海归创业支持启动计划”，北京中关村人才新政，包括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等，都成为了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的参考依据。

　　从“海归”到“海鸥”，在创造出这些新名词的同时，我在中国留学与国际人才方面所做的一切，不知不觉中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推动中国海归事业发展。在努力为中国走向世界，为开放中国融入全球化大潮做出贡献的同时，中国海归事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

　　2013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三千多名留学人员代表参加的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广大留学人员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他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尚贤者，政之本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提出留学人员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创新创造、促进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次讲话里面，也吸收了CCG 相关调研课题的建议。可以看出，中央新一届的领导对中国国际化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中国民间创办的社会智库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但和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相比，在整体影响力上仍处于明显弱势。CCG成立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看上去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然而，当梦想照进现实后，你会发现，有时候，现实比你想象的更加残酷。对于我来说，除了要维持100多名研究和工作人员的团队运营外，我们每年还要在国内外举办各种论坛、学术研讨会，大大小小的活动算下来一年有百余场。从2008年创办开始一直到2012年，CCG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我每年需要自掏腰包才能勉强支撑智库的运营。虽然很难，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在我眼中，CCG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公益，我更看重CCG 资政启民和对国家建言献策的作用。CCG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还成立了CCG一带一路研究所、CCG世界华商研究所，CCG华人华侨研究所，CCG那三届研究会等。CCG的新型智库平台吸引了100多名的国内外官产学知名专家加入CCG 的智库研究网络。CCG入选了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授牌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被人社部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还成为了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也是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员和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

　　经过近十年的不断探索与坚持不懈，今天的CCG 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官产学交流的高端平台；也是海外网点最多，国际传播最多的中国社会智库；每年出版社科院蓝皮书最多；做智库活动及国际交流最多；建言献策成果丰富；从多个领域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国内领先的社会智库。我最近提出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和王沪宁、栗战书等中央领导的批示。我和CCG 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国内外的专业评价和认可。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CCG 表现亮眼，在全球约七千家智库中，位列第111 位，在全球最佳创意和模式创新智库、全球最佳质量保证和完整策略及程序智库、全球最佳互联网应用智库等多个单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第一。CCG 在国内多个榜单中也获得充分肯定。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6）》中，CCG 是唯一进入影响力排名前十位的社会智库。在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智库发展评价报告”中，CCG 再次位列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作为国内社会智库的代表，我很荣幸地在2015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当我从李克强总理手中接过聘书的那一刻，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份现实中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任重道远，CCG将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为建设中国的大国智库，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最后，如果说把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77、78、79级毕业生人群称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共生的一代人，那么在当今中国，77、78、79级的同仁还需要继续发扬他们在我们时代的开放性格与开放精神。今天的中国，还需要继续加强改革开放，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还需为今天的年轻人铺路搭桥，以引领带动更多人共建“优良国家”。为了开辟通往更美好社会的前路，我们77、78、79级更应该将“那三届”人生开放创新与思想解放精神发扬光大。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有一段交集，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我们77、78、79级那三届与过去40年中国的波澜壮阔相遇，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而获得了多元的成功渠道。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如同一面小小的镜子，能从中窥见个人命运与时代开放的诸多关系。我真切地庆幸自己能与国家、民族和全球化时代的开放脉搏一起跳动，在不断突围与创新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全球化的世界在缩小变平，我的心却将变得更加开阔。

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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